我和成凡的问题是一样的：您的思想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的？因为您的经历是非常复杂的。

它并不寻求通过道德或其他的理由，去证立或推荐我在一般性说明中的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结构。[20]为了更好实施描述法，哈特选择了两种说法来为其铺垫：第一，由于受到边沁对于法律语言思想的影响，哈特选择了中立的表述方法，认为法理学就一个价值中立的理论架构。

[7]前注[3]，[英]艾耶尔等书，第23页。罗素相信世界是由原子事实组成的，并且可以建立一种理想语言，这种理想语言是与世界同构的。[16][英]H·L·A 哈特著：《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2页。逻辑原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罗素称其为殊相，（比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二是谓词或者关系等。在大多数人看来，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一种工具，是表达人们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只有符号、象征的意义。

为了解决规则和执行两张皮的问题，哈特基于承认规则中间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规则怀疑论提出了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不谬性的观点，并主张以司法解释的方法予以化解，从而使法律规则中的阴影地带和模糊性降到最低限度，使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和整体统一性提升到最高程度。例如X大于Y这种关系，并没有表明X和Y有任何共同性质，甚至跟X和Y各自的性质也无关，这种关系具有它的终极性、实在性。例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就法庭的布局和审判程序发生争议，最后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出面解决。

除了政法委员会具体协调政法事务以外，各政法部门也可以直接向党委请示报告，分管政法的党委常委也可以对政法事务做出批示。[45]为了强化这一领导体制，1953年，中共中央确立了14位领导人直接向中央主席负责的体制。三个机关，一个任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又是执行的同一个法律，一分为三，三合为一。[26]随后不久，各政法部门按照中央总体部署，不仅精简机构，同时压缩和分流工作人员。

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53]这一讲话精神，实际上反映在1982年《宪法》新增加的第135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在中国党、政对司法的影响是历史构成的，已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不论你喜欢与否，政党都是这个司法制度得以运转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如果要有效地改革司法，你就必须直面它。[8]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为抄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指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26-2-3。从长期来看，改革的着力点应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逐步废止党委、党委常委、政法委员会批示或讨论具体司法个案的做法。[32]参见注[31]，第152页。

[18] 但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92年后，相继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建新、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干担任。1951年5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指示（联政秘字第三五六号）中规定：鉴于各地政法工作任务的繁重，特别是目前组织有关各部门协力进行清理积案和组织劳动改造等工作的急需，所有省（市）和行署以上的人民政府，有条件时均有迅速建立政法委员会的必要。

由于政法委员会与综治委以及其他多个政法事务领导小组采取不同程度合署办公的形式，这些议事机构或领导小组虽然设在党内，但却具有党政协调的功能。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地方党委是由两人甚至多人共同负责政法事务的格局。

[44]例如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和前任秘书长王胜俊，在调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之前，分别担任湖南省和安徽省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时提出：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发了这一政法函。那么多的案子，你办你的，我办我的，没有直接碰头商议，怎么行呢？还不是大家联合办公。196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指出：在所有的部门，大力实行紧缩机构和精简人员，不仅是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涉及政法干警招录、职业保障，要协同人事和组织部门来解决。省社工委工作相对独立，编制、经费、文件单列户头，财务、人事、后勤等工作由省委政法委统一管理。参见彭真：《加强司法工作》（1953年3月14日），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案件协调，包括专案组的做法，实际上还是来自于过去公检法联合办公的传统。基于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严打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或中心工作的需要，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多于相互制约。

[19]参见《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3）》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56页。政法委员会成立时，我提议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传统关系，政法各部门仍直属中央，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同时仍直属国务院，政法各部门分别直接向中央、国务院反映情况，报告请示。

所有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应召开村或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村或乡人民政府。在中央进行讨论以后，重大事项会经由中央办公厅制定文件下发传达。

如果没有细致的制度替代和配套，旧制度的匆忙废除，可能还会引发新的、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一时期的政法委员会，别说干预司法，连宏观联系与指导的职能都很难发挥。先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同时在书记处，由书记处书记彭冲负责政法。例如，2011年8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广东省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既是省委的工作机构，又是省政府的工作机构。

但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律师业的发展，正在逐步打破在刑事领域中公检法三机关办案的垄断格局。此处所谓的联系、指导，讲的是政法委员会与各政法部门的关系。

联合办案的高潮从1983年开始出现。由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在2004年前后开始主导司法改革，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即设在中央政法委员会。

为避免在法庭上出现其他人起立而公诉人不起立的尴尬场面，改为法庭开庭审判人员进入法庭时，在场人员一律不起立。新出现两次督促和一次监督的表述：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20]司法行政工作交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这一宪法条款，也开始成为公检法三机关办事的一个重要指南。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刑事诉讼法通知》中首先明确提到，这一通知是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征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并报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同意后才公布的。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政法部门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中央公安部、高法、高检三机关合署办公，三家名义不变，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20至30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50人左右。

两个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试行合署办公，日常工作由政法委统筹安排。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当参谋（不是当司令员、政委）、组织干事和秘书。

[27]合署办公显然是因为国家财政能力不足，但当时给出的正当化理由则是跳出事务主义的泥坑，以提高工作效率。对案件的具体处理，必须分别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决定。

党与法律的权力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不必高估。1949年成立的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是董必武，党组书记是彭真，两人均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